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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贾宝玉女儿观的文化诗学意义

摘要: 贾宝玉的女儿观，与《红楼梦》的主旨密切相关。贾宝玉欲以情为中心，用“意淫”——体贴的方式，最终造成了“情不情”的结局。清净和灵秀必然消逝，决定了贾宝玉的“女儿梦”必将灭亡。可林四娘故事的提示，说明真正的用情“体贴”，必须要全心付出，勇于担当。如此的人生才具有真正的文化诗学意义，也才能走出“虚幻”的泡影，谱写灿烂、真实的人生。

作为《红楼梦》的中心人物贾宝玉，从出生就表现出对女儿的倾心，其后逐渐提出了“女清男浊”说、“女子三变”说、“女儿灵秀”说等，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比较清晰、完整的女儿观。而《红楼梦》开篇的一段作者独白，又多少透露出自己写作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即“为女儿立传”。足可见，贾宝玉的女儿观，应是红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课题。

楼霏在《论贾宝玉的女儿观》中对贾宝玉的“女清男浊论”、“真善美的女儿之情”、“意淫”三个方面作出了详细阐述，并指出：“发端于‘多情’、结束于‘无情’，这其间宝玉千曲万折地走完了他的情感生命历程，因情生、因情苦、因情空，贾宝玉不愧为‘千古情痴’！”[1]这大致成为讨论贾宝玉女儿观的一个论纲。其后高月在《浅析贾宝玉的女儿观》主要针对贾宝玉女儿观的矛盾性展开了论述，认为“女清男浊论”并不能统贯贾宝玉对男、女两性的看法，男子中秦钟、北静王、蒋玉菡、柳湘莲等也是贾宝玉称赞的对象；其次，“女子三变论”中，未嫁的女儿未必是宝珠，如馒头庵的智能儿、马道婆等，而嫁了的女儿未必就是鱼眼睛，如王熙凤、李纨等；而“女子尊贵论”，更是不能一以贯之，贾宝玉对近身侍女如晴雯、袭人也会斥骂、脚踢，对众女子的命运也只做的了个“袖手旁观”。由此她认为，宝玉不以家世出身为意，而是以“美”、“才”、“真”为标准，把女儿们分为了三等。初级为“美”，着眼于外在姿色；中级为“才”，要求聪慧多才；顶级为“真”，追求灵魂上的纯净率真。

这“美”“才”“真”，就是宝玉“女儿观”中所体现出的价值追求。[2]贝京、王攸欣《论<红楼梦>女儿观的多重人性、文化内蕴》（《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辑）则将《红楼梦》的女儿观概括为三个特征，一是对青春少女的崇仰，略过了生殖崇拜而提炼出清纯性；二是对女儿爱情纯洁、忠贞、自主的颂扬，弱化了身体欲望的需要而强调了情的专一和性情的合一；三是对女儿独具的体验、思虑、才情、个性都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和肯定，为女儿立心、立命。[3]

另有一些学者主要针对贾宝玉女儿观反映出来的性别意识展开论述。徐振辉《论<红楼梦>的角色变迁》指出，男女角色区别是天然形成的，禀受着自然的赋予，同时也离不开社会的锻造。在共同的生活、生产中，男女双方相互交往、接触，乃至冲突，外在职责和内在潜能都处在缓慢的转变中，各自都从对方那里渗透自己、期待别人，实现一定程度的角色互补。这便出现了男子女性化和女子男性化的双趋向发展。荣格等西方心理学家更为这种转变确立起一些深层心理学依据，认为男人的无意识中有一个女性化的“阿尼玛”，女子无意识中有一个男性化的“阿尼姆斯”，这些因素自然促发男女角色的反向转化。《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女性化，熙凤、宝钗、探春等女子的男性化倾向，真实反映了男女性别互转的现实，同时反映了明清以来男性角色的弱化倾向。贾宝玉的女性化倾向，是自愿的，且表现出对自我角色的厌恶、反叛，而熙凤等的男性化倾向，却是被迫和矛盾的，不仅受着自身生理条件等的限制，而且受着社会舆论、封建礼制的约束和管辖。[4]潘冬梅《<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女儿国原型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更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原型意象来讨论贾宝玉的女儿观，如清净、水，都与女性的“纯阴”、生殖有关，容貌、形态的自然化和喜咏自然物，也都反映出女性与自然生命休戚相关、融为一体的原始意识。[5]范凤仙《<红楼梦>女性意识探析》则主要讨论到《红楼梦》女性意识的复杂性，如对女性的不同看法，有了“女子三变论”，对不同女性的行为，有了“痴情”、“泛爱”的不同，而对大观园外、大观园内、太虚幻境三个世界不同两性主题的赋予，有了“欲”、“情”、“空”的交错、冲突。她认为，“在作者的内心深处，对两性的认识是包容性的，这便是‘双性同体’这一原型作为集体无意识在作者意识深处的反映”，“贾宝玉欣赏的女性除了具备作为男性观照的美貌以外，还享有如同男性一样甚至超越男性的才智、见识、以及自然真率的品质”。[6]

一些学者同时指出，贾宝玉的女儿观应是明清以来思想和文艺发展的自然结果。王富鹏《论明清时期新思潮与贾宝玉的女性气质》认为，明中叶以后思想界对理、欲观念有了新见解，如王艮肯定人的私欲，李贽大倡人的童心，王夫之、戴震倡理、欲合一说，在文艺思想界则出现了如汤显祖、冯梦龙等对女性才智的肯定和对女性情感的颂扬。[7]薛海燕《<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则指出，明清以来女性文艺逐渐兴盛起来，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以及评论，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红楼梦》的主题命意和形象塑造，是贾宝玉女性化及双性化性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8]而王富鹏《论传统文化的阴柔性因素对贾宝玉气质的影响》还进一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楚文化、佛道文化重阴柔特征论到对贾宝玉的影响。[9]

综上可见，贾宝玉的女儿观，有其复杂性，也有其矛盾性，但大体不出“男清女浊”、“女子三变”、“真善美的追求和确立”等主题。若从产生缘由来看，贾宝玉的女儿观，一则受传统文化中阴柔取向的影响，二则受人自身无意识存有的“双性同体”取向的规范，三则受明清以来肯定情欲、女性崛起风潮的直接促发。可这样的陈述，我们认为，还缺乏对贾宝玉自身意识的转变缘由和过程阐释。贾宝玉女儿观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有外在诸多因素的促发和制约，而且有一个自身内在的转变过程和发展逻辑。同时，贾宝玉的女儿观反映出了一些固有的性别文化意识以及传统文化、明清思潮的影响，但未能充分说明贾宝玉女儿观体现出来的独特意义。为此，我们还需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更为充分的阐释，从而揭示出贾宝玉女儿观以及《红楼梦》特殊的文化意义。

　　一、贾宝玉的出身

贾宝玉的出身，我们不仅要关注到他现世的出身，还要关注他前世的出身。贾宝玉的身体、气血，直接来自西方灵河赤霞宫的神瑛侍者，而他的精神、性情，或更多来自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上“无材补天”的五色石。[10]在甄士隐独女英莲失踪时，贾宝玉降生，口含一块宝玉。那块宝玉不离贾宝玉的身，意味着五色石始终与贾宝玉的身合为一体。如此一来，五色石无材补天，在僧道的导引下随着神瑛侍者落入凡尘，故经历了一番“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的故事，便是由贾宝玉的所见、所感、所悟全全托出了。由此可见，这“色”、“情”、“空”必是贾宝玉身世的题中之义。

贾宝玉降生在一个“世勋贵族”、“诗礼簪缨”之家，宁荣二府众多男丁，也就他长的可人，聪慧明白，知书达礼，故不仅得到最高权威贾母的珍爱护佑，而且基本成为宁荣二府“光宗耀祖”的唯一继承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11]。大致来说，贾宝玉生来就一不读圣贤书，科考功名，走仕途经济，二不与世俗人交往，任性放荡。从整个《红楼梦》的叙述看，贾宝玉性格中的这两点是贯彻始终的。不读书，自然是“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不走仕途经济，自然是“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当然，不读书，在《红楼梦》中自有它的说明。按贾宝玉的说法，“除了《四书》，杜撰的也太多呢”（第三回），“更有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他反对的是非圣贤书，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假着圣贤名头沽名钓誉的书。他喜读《庄子》，《西厢记》，表现出来的诗才又可推出他喜读古典诗词。而不走仕途经济，从他大骂那些“禄虫”、“国蠹”、“谤僧毁道”言论看，尤其是贾雨村的种种表演，更可清楚地看到，他反对的是欺世盗名、自私自利者。这些思想和言论，与李贽的某些言论可谓异曲同工。如李贽在《童心说》言道：“夫学者既以多读书、识义理，障其童心矣，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焚书》卷三“杂述”）读书、走仕途经济的诸人做的诸事，都已失去了本心、善心，说的做的全是假，对于贾宝玉来说，是令人厌恶的，而且是让人痛恨的，又如何能让自己再去做呢？从这些正反的对立中，我们便可清楚地看到，贾宝玉或是作者在现世中所要极力践行和维护的，是遵从本心，真正为他人谋利的思想和行为。应该说，这才符合贾宝玉的五色石、神瑛侍者的身份。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从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 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可是，从贾宝玉的现世出身和前世隐喻来看，他又能或该做些什么呢？李贽转向了推崇民歌、戏曲、小说等俗文学，汤显祖创造了一个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杜丽娘，贾宝玉则彻底转向了男女之情。但情和色、欲，必然混同一气，我们又如何不滑向色、淫，走出一个人间正情呢？

　　二、贾宝玉的情

《红楼梦》第五回警幻仙子引领贾宝玉入了太虚幻境，与他正式理论了一个概念，所谓“意淫”。警幻仙子自己解释说：

　　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

首先说“皮肤滥淫”。“悦容貌，喜歌舞”，是从身形、身貌等外在形象来观看、欣赏、喜爱对方；而“调笑无厌，云雨无时”，便是在情上加上“性”，在身上加上“欲”，统括言之，就是满足性欲。通而言之，所谓“皮肤滥淫”，就是指主要从身形、性欲角度来观看、行为，与对方发生交往。其次是“意淫”。“淫”，从本义上说是过度，是滥，警幻仙子说“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淫”就免不了好色、知情，从而沉溺其中。这种观点在秦可卿的判词中也得到证明，所谓“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男女之间产生情，必有欲的驱使，情愈深也就意味着欲愈深，迷情必然带来过欲。而“意淫”者，“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能语达”，便是要超出对“色”、“欲”的接染、沉迷，进入到“心会”、“神通”的意想阶段，所谓“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无题》）。而脂批提出的“体贴”二字，足可传神。甲戌本脂批云：“按宝玉一生心性，只不过是‘体贴’二字，故曰‘意淫’。”

正有此“体贴”二字，贾宝玉为“平儿理妆”、“香菱换裙”，替龄官遮雨、藕官担责，又与宝钗、湘云生分，与黛玉越发成为知己。体贴，不仅要体贴对方的意，而且要体贴对方的心志和愿望。宝钗、湘云以及袭人，不是不能体贴贾宝玉的意，但因人生志向的不同，便与宝玉隔了一层，体贴不得宝玉的内心痛苦，乃至宝玉的一些乖张、暴戾、寻愁觅恨等行为，自然会越发生疏了。而如宝玉、黛玉真可谓“心心相印”，才终能走到“心神合一”。我们就宝玉和黛玉的“渔婆”一段，来作细致分析。

《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写到天气转凉，黛玉旧病越发重了，先有宝钗来看视，说了很多体贴的话，让黛玉彻底服帖了宝钗。黛玉说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

钗、黛二人在婚姻上是对头，两人的性情、志向又有不同，但在此处，二人的心却能想到一处，又各自体会出彼此的意，实焕显出了“体贴”的妙处。细究起来，这里的“体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宝钗事后“教训”黛玉。正如黛玉所说，“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大家都知道黛玉的脾性，若宝钗心里不把黛玉当作自家姐妹看待，又有谁愿意自找没趣，到黛玉这讨这个“嫌”呢？湘云不会，她早与黛玉隔着一层；探春不会，她更多关注着家族、事业；熙凤不会，她主要依从着贾母的态度、意愿。真心关注他人的好坏、死活，那不是如亲情一般的真情，又是什么呢？一是宝钗为黛玉论病。宝钗见黛玉不见好转反而越发转重，说道：“昨儿我看你那药方上，人参肉桂觉得太多了。虽说益气补神，也不宜太热。依我说，先以平肝养胃为要。肝火一平，不能克土，胃气无病，饮食就可以养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窝一两，冰糖五钱，用银铫子熬出粥来，若吃惯了，比药还强，最是滋阴补气的。”这些都是家常话，却处处体现出宝钗对黛玉的关心。一则宝钗“昨儿”看到的药方，可知宝钗真正是一个有心人，又是一个知书达礼之人，今天说人参、肉桂多了，其实昨天见到了心里已觉出，只不过觉着是自己的判断，未必正确，所以只放在了心里。可正是这“放在了心里”，才见出她不自觉地关心着黛玉的病。今日见黛玉吃这药方仍不见好，才说出这个药方的不妥，使得黛玉也好接受。而其后的一段药理分析，又“每日早起”、“要吃惯了，比药还强”，不仅说得情景入画，细致入微，而且无论事理、药理都恰如其分。可见，宝钗此处对黛玉的关心，是到了“实处”。简单来说，所谓“体贴”，就是要根本从他人的立场来考虑和处理诸事，并能让对方获得称心如意的关心、照顾。而从这段故事的叙述，我们还应体会到，“体贴”还有一个必备的要素，那便是“自然”。如果宝钗的关心、照顾，让黛玉觉着是“有意为之”，那么，这个“有意”就会耐人寻味了。正所谓自然，所以无意；因其无意，才见着“真心”。

　　黛玉与宝钗

　　而宝钗、黛玉之间的体贴，与宝玉、黛玉之间比较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秋雨绵绵，又至黄昏，“且阴的沉重”，宝钗觉着不便而不来，宝玉则“头上带着大箬笠，身上披着蓑衣”来了。一进来，别话不提，他就直问：“今儿好些？吃了药没有？今儿一日吃了多少饭？”又脱去雨具，“忙一手举起灯来，一手遮住灯光，向黛玉脸上照了一照，觑着眼细瞧了一瞧，笑道：‘今儿气色好了些。’”这段叙述，入画自然，又节奏紧凑，一则显出宝玉的心急，说明他虽不时时在黛玉身边，但心里时时都惦记着她；二则显出宝玉的用心细致，说明他时时处处都为黛玉想着，不仅懂得种种事理，而且清楚地知晓黛玉的外在状况、内在性情。先问“好了”没，是黛玉的整体状况，再问“吃药”没，是黛玉当下紧要之事，最后问“吃多少饭”，是黛玉状况好坏、药效有无的标志。三问紧密相连，一问紧似一问，一问切近一问。随后不得闲处，卸下雨具，就举灯照看黛玉，又怕耀着黛玉故用手遮着，还要细瞧，最后做一宽心语——好了些。这一连串的动作，只在二人相濡以沫、休戚以共的情意世界里才能见到。换句话说，宝玉的问和为，全然活现出一句话，那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而黛玉在宝玉要走时的一系列言语，则又全然“回复”了宝玉的这份心、情。书中写道：

　　说着，披蓑戴笠出去了，又翻身进来问道：“你想什么吃？告诉我，我明儿一早回老太太，岂不比老婆子们说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里想着了，明日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发紧了，快去罢。可有人跟着没有？”有两个婆子答应：“有人外面拿着伞，点着灯笼呢。”黛玉笑道：“这个天点灯笼？”宝玉道：“不相干，是明瓦的，不怕雨。”黛玉听说，回手向书架上把个玻璃绣球灯拿了下来，命点一支小蜡来，递与宝玉道：“这个又比那个亮，正是雨里点的。”宝玉道：“我也有这么一个，怕他们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没点来。”黛玉道：“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照着，这个又轻巧又亮，原是雨里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里拿着这个，岂不好？明儿再送来。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么忽然又变出这 ‘剖腹藏珠’的脾气来！”

黛玉看天色晚了，又下着雨，所以催促着宝玉回去。宝玉还未出门，就又回转来问明儿想吃什么，要亲自给老太太说。这样的描写正好应和了前文黛玉给宝钗说到的“事多讨人嫌”。黛玉知道宝玉此心，不去回绝，也不再说那些正理的话，只说“等我夜里想着了，明日早起告诉你”，明显是为了应和宝玉的关心，免去宝玉的挂念。接着黛玉便催促着“快去”，又随口问道：“有人跟着没有？”宝玉住处与黛玉住处紧挨着，不多几步路就转到了，只因天黑雨湿路滑，故有此问，而听说“点着灯笼”，遂立马想着自己的玻璃绣球灯来，硬要让宝玉带着，并说“跌了灯值钱，跌了人值钱？你又穿不惯木屐子”，将自己仅有的东西只拿给他用，并只在乎对方的安危和生命，并下意识地忽略掉了自己，同时，对对方性情、脾性的了解，又只在细小的穿戴中体现出来。这些言行举止，如歌所唱，“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电视剧《还珠格格2》片尾曲），即所谓“一唱一和”。也只有双方互相知心、顺意、应从，才可能做到这样毫无挂碍、毫无牵绊的唱和。而正是这种“无意识”、密合无间的“唱和”，又将我们所说的“体贴”提升了一个层级。所谓“体贴”，还需有相互的会意，且在这相互的会意中实现毫无挂碍的言行唱和。

宝玉锻炼出“意淫”或是作者体会出“意淫”，正是在情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出的“意”的契合。而此意，已然脱开了视听感官等的“色”取向，超出了性欲等交合的快感和愉悦，完全建立在互相知己、互相体贴、互相珍重等的言行举止的应和和交流中。因为我真正、深深地懂你，所以我要付出我的一切关怀你，帮衬你，应和你，跟随你；因为你和我始终在共同的世界、彼此的心灵里过活、生息，所以我对你的爱、情便映照出你对我的爱、情，你、我彼此的心都映照着对方彼此的心。这不仅是心心相映，而且是心心互融，情情相生而永继兴发了。

　　三、贾宝玉的“情不情”

因情，不能是单相思，而情之发生，又非只定为一个对象，故有了独情与泛情之别。李希凡在论述到贾宝玉的“情不情”时说：“作为‘千古情痴’的贾宝玉，在他生活中对大多数少女的‘用情’，被叫做‘意淫’（‘淫’字此处应作过分解）也好，叫做‘情不情’也好，却显然都是超越了儿女私情的界限，表现了尊重、体贴、关爱、平等相待的心的感情境界。”[12]楼霏则专就脂批中“凡世间之无知无识，彼具有一痴情去体贴”之意，对“情不情”广加阐释。大体来说，贾宝玉的“情不情”确有“泛爱众”的嫌疑和趋向。正如李希凡所说，“凡此种种，有相识的，有不相识的，有领情的，有不领情的，贾宝玉都‘倾情尽心’，体贴她们，尊重她们，爱护她们，处处为她们着想”，甚至对那些花花草草、虫鱼鸟虾，都产生出了莫大的情思。[13]可是，贾宝玉还是在薛宝钗和林黛玉之间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以致在袭人和晴雯之间也做出了明确的区分。可见，我们对“情不情”，或者说是贾宝玉的用情，还必须从两方面来看，一则“不情”指不忠于一情，即贾宝玉的情感附着在众女子身上，甚至一切有生灵者上；二则“不情”指不是情或没有情，即贾宝玉的情感从最根本上说是无情。可无论怎么说，我们必须从贾宝玉的“情”延展出他的“不情”。

贾宝玉能体贴出林黛玉的情意，自可体贴出薛宝钗、史湘云等众女子的心意，可处处体贴，自会变成“顾此失彼”的“无事忙”，如《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到戏子像林黛玉一段所示。凤姐惹出这个话题，或是一时兴起，宝钗心里明白而不语，是审时度势的“城府”。宝玉明白也不说，是纯为黛玉着想，体贴，怕黛玉难堪。湘云心直口快，径直说出，就是忘记了这份体贴，从宝钗等的角度说，是小孩子缺乏“城府”。宝玉此时给湘云使眼色，纯是为湘云好，体贴湘云。可在湘云看来，自己的这一快嘴全是天真无邪，没有他心，却遭到宝玉的“阻止”，心里自是不快，甚至有些委屈。于是，宝玉的体贴只转变成对湘云的埋怨：一是埋怨湘云为什么没这份体贴，二是埋怨湘云为什么没这份“城府”。到了黛玉那里，黛玉也不领他的情，黛玉指出，一是“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我比戏子”，二是“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只是那一个不领你的情，一般也恼了”。对于第一点，宝玉只说“我并没有比你，并没有笑”，黛玉反说“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何也？黛玉此时已是父母双亡，成为一个完全寄养在贾府的孤儿，虽仍旧有贵族小姐的名分，可实质的内容也仅剩下一个“外孙女”的名号了。换句话说，黛玉此时的身份、地位都岌岌可危，这也自然成为黛玉最为伤心、最为脆弱的一处。可偏在此时，大家拿她与戏子类比，可不就把她的身份、地位以及现世的处境“一股脑儿”全部托出来了吗？戏子的身份、地位，就如赵姨娘骂芳官所言，“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不过娼妇粉头之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第六十回）[14]，可以说是在贾府中最轻贱的人了。虽说是一种玩笑话，可对黛玉来说，这种类比不说是侮辱，但至少是一种嘲弄吧！而这种嘲弄却又有太多的相似处，又不得不让人作实了这种看法。此番延伸的想象，是湘云不及考虑的，甚至对宝玉来说，似乎也过于曲折，但对于凤姐、王夫人、宝钗等就不可作简单的想象了。而宝玉说没比、没笑，黛玉说比比和笑还利害，原因就在宝玉不比、不笑，便可让黛玉认为，他也已经认识到这个类比的严重性，甚至就如凤姐、宝钗那样坐实了类比。后宝玉“无可分辨”，或是不知，或是默认，黛玉却于此不去深究，这也可体现出黛玉对人“恕”的一面，或大体来说，黛玉也深知宝玉没那么深的想法，所以说“这还可恕”。对于第二点，我们自可顺承着第一点解释而来，宝玉更是无言以对了。

黛玉与宝玉

宝玉一片好心，或说是“体贴”心、“意淫”心，可最终的结果往往如他自己所悟——“巧者劳而智者忧”、“山木自寇，源泉自盗”，也就是鲁迅评论宝玉的那段话，“昵而敬之，恐拂其意，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15]。他体贴了黛玉，又体贴了湘云，可不想对这二者的体贴，本身就有矛盾。若纯粹体贴湘云，则一定要对她“瞅了一眼”；若纯粹体贴黛玉，则一定要假装无事，顺意过去，其中的矛盾不言而喻。被体贴的双方都不领情，“有情”就变成了“无情”。这层意涵，正如宝玉那个偈所示，“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我们将“证”换为“情”，此偈便是“情不情”意涵的最好注脚了：

　　你情我情，心情意情。是无有情，斯可云情。无可云情，是立足境。

其后黛玉还为此偈添了一笔，为“无立足境，是方干净”，意思是说，既然他无法对付，不如遁入空门，一走了之，所谓“真情要到无情止”。

可无情，方又要回到有情，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心经》）。真正的佛家不是一个“空”的世界，真正的道家也不是一个“无”的世界。正如贾宝玉自悟所言，“是无有情，斯可云情”。若将情、爱固定在一个对象上，那只能是私情；但是，若情、爱不固定在对象上，又何来有情？

　　四、贾宝玉的“变”和“不变”

具体来看，贾宝玉用情，也不是不分对象的。其一，他对女子用情，对妇女就要大打折扣了；其二，他对女性化的男子用情，对普遍的男性不仅不用情，反而要生出厌恶了。其中的原因，他也说得极为清楚。在他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一回）。女儿是水，因水清澈灵动，故见之让人清爽；男儿是泥，因泥之污浊混沌，故见之觉得浊臭。贾宝玉的影子——甄宝玉对此则道得更为明确，言：“这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净的，比那阿弥托佛、原始天尊的这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之所以要推崇女儿，原因即是女儿比男性更“尊贵”，更“清净”。可女儿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贾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第五十九回）宝珠到死珠，再到鱼眼睛，一个比一个没了精神和灵性，也一个比一个没了尊贵和清净。而这根本的原因，如他所言，便是沾染了男人的习性。贾宝玉道：“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贾宝玉热爱、体贴的，从性别上来讲，是偏向于女性，从性别的内涵特点来说，是偏向于清净和灵秀。他有时也自发感慨，为什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呢？现在看来，这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是女儿不“淫邀艳约”，尽行“皮肤滥淫”之事。整部《红楼梦》写下几百女子，除去与贾琏厮混、强上宝玉的“多姑娘”外，似乎见不到一位女子主动求欢的。二是女儿不走仕途经济，不会成为国蠹、禄虫。宝钗、湘云劝他走这条路，便被骂“混账话”，而黛玉不说，便比宝钗、湘云“尊贵”、可亲了。可见，贾宝玉真正推崇的，就是每个人身上保有的那份清净和灵秀，而他所反对的，就是因人事的欲、利而玷污、掩盖和扭曲了这份清净、灵秀。[16]他的“多情”，就是对所有具有清净、灵秀的人和事物都有喜爱，都付与体贴；他的“无情”，就是这种喜爱、体贴，并不固定在一个对象上，可对每一个对象的喜爱、体贴，都是真，都是纯。他的“多情”在此，他的“无情”亦在此。

可是，一不让女子走仕途经济，为官为士，二不让女子涉淫粘欲，成婚教子，难道让所有的女子都成为不吃不喝的“神仙妹妹”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发意识到这种思想的虚幻性。

首先，儿时“清平和乐”的世界逐渐破灭。小孩子的世界，多是天真无邪、清净欢乐的，同时又是天然一体的，彼此不分的，也因为“不分”，又全是“自己”或属于“自己的”。贾宝玉说：“趁你们在，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之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为人，就是我死的得时了。”（第三十六回）这虽是谈论死，可连死都想众人为了他，围着他，足见他的“一体”和“独占”了。可龄官“忙抬身起来躲避”、紫鹃的厉声斥言、金钏晴雯被逐，都不得不让他意识到“成人后的生分”。他见龄官与贾蔷恩爱，回到房中和袭人长叹道：

　　我昨晚上的话竟说错了，怪道老爷说我是“管窥蠡测”。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从此后只是各人各得眼泪罢了。（第三十六回）

如此，才见到宝玉对人事、人生看法的增长。贾宝玉一不能包裹着所有的女子一生一世，二不能保护着所有的女子清平、快乐。女子必然会与男子发生分别，出现间隔，女子也必然要与一个男子接染，结婚生子。正如他在得知邢岫烟订婚后观杏时的感慨一样，“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阴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第五十八回）。成年后的成婚、年老、色衰乃至死亡，都是人及任何一个生物必不可免的发展规律。世事和人生的变化，无可挽回，也难以阻止。他感叹女儿身世的败落，又或是在感叹、惋惜自我儿时“合一太平”盛世的结束、破灭。

其次，欲、利对人生、人心的侵入。晴雯被逐，不能有丝毫的留恋；夏金桂生事，连“呆霸王”也无计可施。一个是清净女子的退场，一个是奸、妒、狠、泼的妇人的登场，宝玉虽一个唱出了华彩丽藻的《芙蓉女儿诔》，一个胡诌出了连王一贴这样的江湖骗子都没听过的“妒病贴”，但主要的功夫还是花在了逐渐增多的贾政提命上。应该说，贾宝玉也在逐渐调整着自己的行为和心理。周汝昌对贾宝玉的“女子三变论”评论道：“写女儿天真烂漫年华正好之时，也难尽免一个妒字。及至其嫁了男人，女儿之美日益衰减，世俗鄙陋之气日增，最终成为婆子，则不知情，不论义，一心只看在一个钱字上。雪芹写这等年老女人为了钱财，亲女义女一概不认，丑态毕露。”[17]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不仅女性和男性自然有了间隔，更为关键的是，两性之间欲、利的关系越发突出，尤其表现在欲、利对女性的侵蚀和改变上。王熙凤的女儿般的才德、聪慧，大体还是可以得到贾宝玉的称赞的，但王熙凤的弄权使钱，逼死尤二姐等，又将成人化女性的欲利熏心做了尖锐的讽刺和揭露。而逐渐老化的赵姨娘、转为妇人的夏金桂，则完全活化出了“死珠”、“鱼眼睛”的真实状态。

由此可见，“女清”向“男浊”的转变，清净、灵秀的消逝，是人生发展的自然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人生无欲，不生；人生无利，不活。我们对此，似乎只有慨叹、惋惜、忧愁，以及无奈了。我们无法改变生命老去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女子结婚生子的过程，更无法祛除人世间欲、利的主导，那么，我们是否也无力阻止清净、灵秀的消逝呢？或者说，清净、灵秀一定与时间、欲利冲突或具有不合调和的矛盾呢？

　　五、贾宝玉的“痴”

《红楼梦》第七十八回写道：“近日贾政年迈，名利大灰，然起初天性也是个诗酒放诞之人，因在子侄辈中少不得规以正路。近见宝玉虽不读书，竟颇能解此，细评起来，也还不算十分玷辱了祖宗。”在欲、利不再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时，每个人还是更愿意保持住那份清净和灵秀，贾宝玉如此，贾政亦如此。或许，我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在人生之欲、利的统贯下仍旧保持乃至发展、巩固这份清净、灵秀、真诚之心？

前文已说，贾宝玉本是无材补天，才混入尘世，落入了诸种情缘。谈情，必与欲相连，多数人都导向那“皮肤滥淫”之谷，唯宝玉能在其中开出一个新的做法，所谓“意淫”者。可意淫，只是作想，一味地去体贴众人、诸物，却不免又陷入了“情不情”的困境，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又无论是有情还是无情，情的宗旨没有变，那便是一心向着真诚、清净和灵秀。但是，这样的梦想人皆有之，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变化呢？根本的缘由，便是情脱开了情欲的沾染，却无法逃脱现世生活中的欲、利牵引。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成人护佑下的“孩童式的大观园”里吗？那样做，仅是一种逃避，而非承担。这便是很多学者诟病贾宝玉在金钏被逐、司琪被逐、晴雯被逐以及黛玉被弃等诸多与己戚戚相关的人事时做法的主要缘由。我们来看晴雯被逐时书中对宝玉的描写。宝玉“虽心下恨不能一死，但王夫人盛怒之际，自不敢多言一句，多动一步，一直跟送王夫人到沁芳亭。”而后虽气愤“谁这样犯舌”，并猜想到应是袭人等所为，可检讨到袭人时，却被袭人的一番狠言唬住，而袭人的这番言语更是直接对晴雯的辱蔑、对自己的高扬。袭人道：“那晴雯是个什么东西，就费这样心思，比出这些正紧人来。还有一说，他纵好，也灭不过我的次序去。便是这海棠，也该先来比我，也还轮不到他。”而宝玉听令着，却“忙握他的嘴，劝道：‘这是何苦！一个未清，你又这样起来。罢了，再别提这事，别弄的去了三个，又饶上一个。’”袭人听说，心下暗喜道：“若不如此，你也不能了局。”宝玉乃道：“从此休提起，全当他们三个死了，也不过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过，也没见我怎样，此一理也。”（第七十七回）宝玉在大事上唯唯诺诺，又在情理上毫无自己的原则、立场，被亲近、有实际权威的人一唬一吓，一蒙一骗，就软下来了，就完全忘记了与不在场、失权势的人、事的所有情义和恩德，而“全当他们三个死了，也不过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了，也没见我怎样”，就更显出了宝玉的“自私”、“无情”、“阴毒”和“纨绔气息”。除了人在时的情份外，宝玉对那些无论尊卑的女子乃至男子（如出卖蒋玉菡）的人身、生命，根本缺乏真正的尊敬、体贴、爱护。失去了这坚实的根基，所谓的“体贴”、“任情”以及对禄虫、国蠹的愤怒、谩骂，甚至“毁道灭佛”，都仅成为一时的泄愤“玩笑话”，如何能当真？

或许这一点，林黛玉早已看了出来。当宝玉写下那个情证悟偈后，黛玉和着宝钗、湘云一起到宝玉屋，黛玉先问宝玉：“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不能答。不仅宝玉不能答，或许脂砚、畸笏都不能答。脂批只说：“拍案叫绝。大都尚未答此机锋，想亦不能答也。非颦儿第二人无此灵心慧性也。”黛玉的两问，直指“宝玉”，而“宝玉”不仅对应着宝玉的“名”，更可视为对应着《红楼梦》的核心——五色石。贵者宝，坚者玉，可幻化为贾宝玉的“宝玉”，何贵之有，又何坚之有呢？贵者，尊贵也，是为天地灵气所蕴，自要顶天立地，可现今宝玉者何德何能？坚者，坚贞不二，万箭不催，可现今宝玉者何守何操？此问自是对宝玉当头棒喝，也是对宝黛爱情的一剂醒心。宝玉既不能为黛玉撑起一片天，更不能为众女子创造一个安乐之所；宝玉既不能为黛玉之情矢志不渝，也不能偿还了众女子付他之情。宝玉不能答，确是没有能力报答众人对他的恩情和付出。

可巧此时《红楼梦》转出一个林四娘故事。一般认为，“《姽婳词》这段情节，在小说描述晴雯之死的过程中是强行插入的，给人以一种仿佛是游离的，节外生枝的感觉”[18]，又认为将诗安排在《芙蓉诔》之前，是对《芙蓉诔》的铺垫、导引[19]。可不想，这个故事的安排，却是要对贾宝玉的“情”做一个新的导引，指出一个新的方向。

当日有一恒王，出镇青州，最喜女色，可“恒王好武兼好色，遂教美女习骑射”。恒王是男，美女是女；恒王好武，尚男性，美女“秾歌燕舞”，尚女性；恒王又好色，趋女性；美女习骑射，趋男性。按前述学者所论，恒王和美女都趋向于“双性同体”，所以特标出一个“兼”字。林四娘者，“姿色既冠，且武艺更精”，不仅统辖诸姬，还呼为“姽婳将军”，更是完美一“兼”，足称“千古第一风流人物”。此时黄巾、赤眉一干流贼余党抢掠民众，恒王轻剿，被众贼所戮。这些表现出男子世界中为了欲、利互相征伐斗争现象，各物也便有了一个自然消长的过程。若依一般人理解的道释思想来看，人自要随顺自然，有情无情，有证无证。可偏在此时，林四娘等一介女辈，大难之时，未见退缩，为报恒王往日恩情，同为义起，勇赴敌营，杀戮残贼，虽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屠戮。无论恒王还是林四娘等，在危难之时，均没有退缩，而是勇于担当，故志义可嘉，为人称颂。而正是在这种担当中，我们才真正看到，一则恒王身为王而不失身份，爱色而真有“体贴”，教女儿习武非是纯粹为了自我的娱乐，非视对方身份、地位和性情为“玩物”；二则林四娘等尊享富贵而非纨绔气息，熔炼姿色、武艺而非献媚淫逸，为情、为义献身赴死，全不失真诚、清净、灵秀。如此，人们才真可感到，这仙姿、灵窍不应是“皮肤滥淫”的“玩物”，又从心里自然生出敬佩、尊重乃至敬畏之情。进而，消受一切之尊荣富贵，皆是万民应有之义务，纯为护佐天下和平和兴荣。简单来说，无论我们身为何人、消受何物，又与何人、何物情爱缠绵，除去应有的体贴外，更重要的是有一份担当，愿为对方付出自己的生命及一切。如此，不仅见出性情中保有的真诚、清净、灵秀，而且能护佑、发展这份真意。

由此可见，人生之欲、利是生之根本，不可费，也无需费；而人性之清净、灵秀及体贴，是人之区别动植物特有之禀赋，不应灭，也不能灭。但生，并不是人性之根本，亦非人生之主要核心。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至或是双性同体，人性之根本乃至目标非是要保存一己之私利、私欲的满足，甚至一己之泛爱、体贴、意淫的施展，而是要为不变的“体贴”、泛爱去献身，为保持着清净、灵秀而忠贞不渝，视死如归！如此来说，人生之欲、利才得其归所，人性之清净、灵秀及体贴，才得其正位。

　　六、贾宝玉的诗艺化想象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20]其后他从“玉”——欲的角度特别谈论了《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言：“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独《红楼梦》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21]朱光潜在《谈美》第十五章“慢慢走，欣赏啊”中说：“严格地说，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因为艺术是情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无创造、无欣赏的人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22]他提倡人生的艺术化，也是要让充满欲望、利益的人生自由、快乐，有趣味。而宗白华更追求意境，“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又使“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23]也就在这种时代风潮的感召下，蔡元培提出了“美育代宗教”的口号。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出自《三大师谈<红楼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我们且不说美能否取代或替代宗教，仅就美与人生的结合来说，谈美之人无不崇尚于将“美”融化到生活中，又将从生活中熔炼出“美”，即所谓“艺术的人生化”和“人生的艺术化”。贾政、宝玉等众人对林四娘等诸事迹，都说“实在可羡可奇！实是个妙题，原该大家挽一挽才是”，确实要将这生活“艺术化”，“所以都要作一首姽婳词，以志其忠义”（第七十八回）。生活是林四娘等事迹，而事迹中已包含着人情和事义，且从事迹的发展和存在看，又多为众人所梦想、期许，在自我现实中不能、不可及无遇，故从事迹本身来说，所谓“艺术化”，非是要再创造一个艺术的事象和世界，而仅是将现实世相中所隐含、蕴育的情义、精神乃至志向焕显出来。如此做来，是“如实”，也是“自然”。我们且看贾宝玉对其的“艺术化”。

众人道：“二爷细心镂刻，定又是风流悲感，不同此等的了。”宝玉笑道：“这个题目似不称近体，须得古体，或歌或行，长篇一首，方能恳切。”如众客所言，“每一题到手，必先度其体格宜与不宜”，就如量体裁衣，每一个内容都自有一个合适称体的形式来配，也合了“体用不二”之说。 “这题目名曰《姽婳词》，且既有了序，此必是长篇歌行，方合体式。……或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尽妙。”张新之说：“诗意自明，可称合作，其粗处皆其细处，不劳改削。而凡诸人问答，都是此书筋节，作者自道一切惨淡经营处也，不比他处形容幕客口吻神情，幸勿忽视。”[24]此言甚是。

依众清客和贾政所言，此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从“恒王好武”到“污鲛绡”止，共六句，主要叙写了恒王和众女各自身份、作为、处境，主要人物交代比较完整。其中“口舌香”、“娇难举”、“芙蓉绦”“心力怯”、“脂痕粉渍”突出表现了女子习武的娇柔和妩媚，体现出女性在从事男儿之事的特殊性。第二部分从“明年流寇”到“鬼守尸”止，共五句，着重写恒王剿寇及将士战死情状，有叙有咏。“腥风吹折陇头麦，日照旌旗虎帐空”，用隐喻、象征、夸张等修辞手法，突出表现了战争的惨烈；“青山寂寂水澌澌，正是恒王战死时”，用“兴”的手法将恒王及众将士战死沙场的哀伤烘托出来；“雨淋白骨血染草，月冷黄沙鬼守尸”，用状景写境之法叙写死难将士的尸首和魂魄，渲染出众人对他们的哀悼之情。第三部分从“纷纷将士”到“骨髓香”止，共八句，主要叙写林四娘等女儿愤起宫闱、冲杀战场的整个过程，叙议结合。此段为中心，主要为林四娘等壮行，故整段行文气魄豪骏，句式参差错落，人物、事件、情理、意义穿插有序，一体圆融。男儿将士死，青州危在旦夕，其他男子只怯懦，此时不想闺阁中恒王平生得意女子，纷纷愤起，赶赴战场；可柔弱女子之身艺如何能敌得过刚性十足的铁甲钢刃，战死沙场是不可避免的事，故胜负本不是关键，一“忠义”、一“报”才是她们此举的核心意义。“绣鞍有泪春愁重，铁甲无声夜气凉”、“魂依城郭家乡近，马践胭脂骨髓香”，男儿战场残留的“绣”、“香”，便是她们渲染的“特殊风采”，此时“愁”、“凉”、“依”、“践”，不仅有女儿对人间情义赋予的别样深重，而且有女儿对人间生死焕显的别样哀婉。生命的光彩，不是靠一旁的观看、欣赏、体贴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靠自我生命的投入、在实际而苦难的生活中锻造，才能呈露和铸就。第四部分从“星驰时报”到“尚徬徨”止，共四句，写出他人和“我”对恒王、林四娘等众女子事、情、义的反应，“伤悲”、“垂首”、“不及”、“叹息”、“徬徨”，面对此，还有什么能让那些男子和我们世人再生“逃意”、“悔意”、“伤意”以及“悟意”呢？一个简简单单的“彻悟”，一个“了却生死”、“看破红尘”，一个“树倒猢狲散”、“落了片大地白茫茫真干净”，就能将鲜活的生命、恩重的情义、誓死的忠孝等精神信念一笔勾销了吗？

由上可见，仅是一些文艺学家、美学家大倡的“美学”、“艺术”，还真未透彻人生的真谛！他们所倡的，也至多是一种“小资情调”，要求生活的美化，人生的艺术化，在自我的生活琐事、诸物和情意上赋予一层“优美”或“壮丽”的影子（光晕），[25]来抚慰一下青春的凋零、生命的流逝和人身的死亡等的哀愁、苦痛、忧伤和无奈。我们回到生命的本身，来具体观看人生命的底色，见出生而必需的欲、利，更会见出人性的情义和悲悯。我们生活在此世，不仅要懂得付出，而且要勇于付出。玉要经过精心的雕琢才能成为精品，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金要经过高火的淬炼才能得来纯正，所谓“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贾宝玉至或《红楼梦》以恒王和林四娘故事来回应男女两性的生命价值和命运问题，而贾宝玉的《姽婳词》也正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生艺术化”的范本。生命的价值在于“行”，在于为人性禀赋的清净、灵秀、体贴付出，在于在欲、利牵引的生活中锻造出一份情义的深重和忠孝的执守。而“人生的艺术化”或“艺术的人生化”，非是要创造出一个迷幻、绮丽的虚妄世界，更非是描绘出一个个鲜艳夺目、秀色可餐的妙龄美人、美物，来逗引出“贪淫恋色、好货寻愁”的邪心、勾当，而是要在实际的生活中体会出那些人、情、事中蕴含的真正情义，体贴出那些人、情、事中切己的心思和想象，体悟到那些人、情、事上存有的天地灵秀和自然清净，同时也为自我和他人铸造出这些可味的人生、光辉的生命。

　　余语：贾宝玉的“幻灭”

晴雯，是贾宝玉房中一等一的丫鬟，服侍宝玉五六年，有“撕扇博一笑”的任性，也有“夜补孔雀裘”的痴心，有暴训红玉的奴性，也有清白无污的坚守。可待到临死，却是“已担了虚名”，被贾宝玉的母亲王夫人硬生生从病床上拉下来，又被几个婆子“架起来去了”。（第七十七回）书中又补叙道：“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不管是王善保家的，还是王夫人，批评晴雯最核心的落脚点，还是“宝玉大了，已解人事，都由屋里的丫头们不长进，教习坏了”，即男女情事。王夫人对此最为悸心，道：“难道我通共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对于这些思虑，晴雯也是心知肚明，可晴雯对此自有道理，言道：“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其实宝玉对此也心里清楚，对着袭人说道：“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生的比人强些，也没甚妨碍谁的去处。就只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这即是说，无论晴雯还是宝玉，情意是有，但绝没有涉淫沾欲。强势邀欲的多姑娘，对此说得尤为明白，言：“就比如方才我们姑娘下来，我也料定你们素日偷鸡盗狗的。我进来一会在窗下细听，屋内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于此，谁知你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

然而，不涉淫事，并不能成为辩驳“被逐”的有力理由。王善保家的等下人厌着晴雯，那是晴雯的性高，借着宝玉厌弃、压抑他们，自不在话下。其余人等，对晴雯就各怀鬼胎了。首推袭人。袭人已是王夫人线人，有被王夫人暗许为内房人，但从姿色、性情及与宝玉的关系看，都不及晴雯，所以晴雯是她的第一大威胁。当宝玉把晴雯比作芙蓉时，宝玉立马遭到袭人一番贬斥，把自己和晴雯的身份、地位的差异“亮”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狐狸的尾巴，可不想宝玉不去深思，反而被袭人一个“死”字唬得服服帖帖。这也正是袭人高过晴雯的地方，晴雯是任性、任情，天真不可收拾；袭人则是巧用心思，后天补拙。其次是王夫人。王夫人一味善性、木讷，可大是大非上从不含糊。宝玉挨打时所言所行都恰当好处，点到为止，同时又入木三分；怒逐自己贴身丫鬟金钏，查检大观园，都是毫不含糊，当机立断，而且事理人情，样样条析清楚。宝玉是她这一生的“大防”，如何能在此事上含糊、马虎？晴雯和宝玉之间虽没有皮肤滥淫之事，可心性、精神乃至出挑的可人，又如何能与宝玉的“情”、“爱”撇清关系？对于王夫人来说，这颗肉钉必须拔除。再次是贾宝玉。宝玉年齿渐长，男女之事不仅早已历过，且对“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更比他人通晓神理，乐享其趣。宝玉于晴雯身上不着“淫情”，又是何者呢？晴雯自言：“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随后她将自己的指甲和兜衣解下送与宝玉，并说：“这个你收了，以后就如见我一般。快把你的袄儿脱下来我穿。我将来在棺材内独自躺着，也就像还在怡红院一样了。”如此作为，他们之间不是夫妻，也定是爱意深重的情侣了。宝玉只知顺情而下，一味体贴，晴雯也只是顺水推舟，任其发展。两人虽都是真性、真情，可成人的世界必须是男女有别，长幼有序，含糊起来不是淫情，就是乱伦。“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我们只知道一味谈情，一味崇情，难道不知“小孩子”不分的情爱也需要“退步抽身早”吗？

晴雯冤死病亡，宝玉在众人的诱胁下，一方面“从此休提起，全当他们三个死了，也不过如此。况且死了的也曾有了，也没见我怎样”，走了个丫鬟，与己也无甚大关系，影响不了自己实质的生活，更遑论威胁到自己的前途、命运；另一方面甘愿听信无事丫头的“诳语”，还自我安慰说“听小婢之言，似涉无稽。据浊玉之思，则深为有据”，遂“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縠一幅，楷字写成，名曰《芙蓉女儿诔》，前序后歌”（第七十八回）。

作此诔文前，先有宝玉一大段的自斟自酌。知晴雯已死，且都化为灰了，自是悲悼，可想着晴雯已转作了芙蓉之神，“亦且去悲而生喜，乃指芙蓉笑道：‘此花也须得这样一个人去司管。我就料定他那样的人必有一番事业作的。’”“忽又想起死后并未到灵前一祭，如今何不在芙蓉前一祭，岂不尽了礼？”欲行礼，又觉必须“衣冠齐整，奠仪周备，方为诚敬”，并说“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最后想出要一篇诔文挽词，“须另出已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略填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在文辞上，他还要“远师楚人之《大言》……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喻，随意所之，信笔而去”。他费这些周折，无非想要做好三件事：第一，祭奠不仅要礼备，而且内心一定要诚敬，物之贵贱倒是其次；第二，悲戚之文要出自己心，发自真情，宁使文不足却要悲有余；第三，文辞要错落有致，新故迭出，涵义丰富且韵味无穷，最终还要“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李格非语）。如此一来，礼、情、文样样具备，就等宝玉的《芙蓉女儿诔》念出了。

《芙蓉女儿诔》前为序，后为歌，序如屈原之《离骚》，歌如屈原之《招魂》。《离骚》写屈原惨遭谗陷、曲志难申，抑郁而不知所终，《招魂》写召唤魂魄归来诸种盛事，贾宝玉以此为范来写晴雯，切合题旨。在序中，贾宝玉先交代了祭奠之由、时、物及“我”之宗旨，接着简单说明了他与晴雯的关系，“衾枕栉沐”、“栖息宴游”、“亲昵狎亵”，“相与共处者，仅五年八月有奇”。用上这几个词，我们很难想象二者的“清净”。晴雯从十一岁近身服侍宝玉，宝玉与之年龄相仿。女性十一岁已进入青春期，而宝玉在秦可卿处梦遗也证明已进入青春期，可以说两人都处在青少年性启蒙到性成熟的发展阶段，而如此的亲昵行为，如何能逃出“性”的激情和诱惑呢？其后，宝玉连用了四句排比，从“质”、“性”、“神”、“貌”四个方面对晴雯作出了全面评价。贵质、洁性、精神、色貌，从书中对晴雯的整个叙写来看，是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她的特质。宝玉欲为女性立传，显然不是仅仅从性别角度来说，那么，这四个方面，便可看作是宝玉对女性最完整的界定，可作为女性人格塑造的一个“纲”了。可这样的女性，在现实的境遇如何呢？因其高标，被人妒恨（“高标见嫉”）；因其直烈，遭人陷害（“直烈遭危”）。而妒恨、陷害的人都来自哪里？“诼谣謑诟，出自屏帷；荆棘蓬榛，蔓延户牖”，便是与其日息相处的同类。我们太多关注男性与女性的“战争”，却忽略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战争”，晴雯之死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

其后一连串的化用典故，多少证明宝玉对晴雯早已存有了一些“非常之想”。“镜分鸾影”、“梳化龙飞”、“楼空鳷鹊”、“带断鸳鸯”，四个典故分别化用《异苑》“鸾鸟记”、《晋书》“陶侃传”、《荆楚岁时记》“七夕”故事、唐人张佑诗句，其意直接指向了夫妻分离。[26]这些基本坐实了袭人、王夫人的想象。而宝玉在此似乎也已无所畏惧，直言：“钳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对这些棒打鸳鸯之人，可谓恨之入骨，真欲除之而后快。可无奈的现实依旧是无奈，宝玉对此竟无丝毫还手之力，只好发出慨叹：“自为红绡帐里，公子情深；始信黄土陇中，女儿命薄！”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事务中失去了主权地位，对女性之间的“恶斗”也早已失去了控制能力。最终，无能的男性只能面对无常的时事说“女儿命薄”，或“我本无缘”了。

序文的最后，宝玉既不谈冤屈，也不谈情深，只说：“在君之尘缘虽浅，然玉之鄙意岂终？……始知上帝垂旌，花宫待诏，生侪兰蕙，死辖芙蓉。……始信上帝委托权衡，可谓至洽至协，庶不负其所秉赋也。”如屈原一样，在现实困顿无法解决之时，人们便将希望寄托到了神身上。此时，无名丫头的话正好契合了心中所愿，宝玉遂大发奇想，不仅空对着芙蓉花祭奠，而且还煞有介事地摆着供品、挂下诔文，念念有词地祷告起来。试想，晴雯在天之灵，看此、听此，要做如何感想呢？

晴雯之死，是贾宝玉的“女儿”之死，是他的“梦”之死。林黛玉如鬼笑现，或是女子阴魂来与宝玉对话，让他彻底做完这个“梦”。那么，这个“续梦”是什么？一定是个关于“死亡”的梦。贾宝玉带着五色石，以幻化的笔法，写下这段凄迷惨乱的故事，最后以一篇可歌可泣的诔文结束对女子的刻画，或是对自我人生的一种合宜的告慰。

人间有情，可不得不涉淫；人间有义，可不得不涉争；人间有文，又不得不涉“幻”；人间有忠，只不得不涉亡。生无足可恋，死亦无足可惧，那飘飘忽忽地游荡在尘世之间，又将奈之若何呢？人生到头来都是一场游戏！你或担任主角，或担任配角，可每个角色都各有不可改变的命运，顺命也好，逆命也好，不都是最后“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此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人生的美学，自要在现实和梦想中间，化出一些“五彩”的泡影，不知的人，欢喜地追逐它，知道的人，静静地观赏它。打破了，只供一时玩笑，也为生而具有的“天真”作一个人生的“戏法”。“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庄子要看齐万物，同了生死，与胡蝶梦游，做一个永世的“逍遥”。《庄子·内篇·应帝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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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 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

　　雪芹阅之，喟然叹曰：“知我者唯夫其庄，灭我者唯夫其伤！郁郁乎乎，无与为长！”

　　参考文献

　　[1] 楼霏：《论贾宝玉的女儿观》，《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

　　[2] 高月：《浅析贾宝玉的女儿观》，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3] 贝京、王攸欣：《论<红楼梦>女儿观的多重人性、文化内蕴》，《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5辑。

　　[4] 徐振辉：《论<红楼梦>的角色变迁》，《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1辑。

　　[5] 潘冬梅：《<红楼梦>与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女儿国原型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6] 范凤仙：《<红楼梦>女性意识探析》，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7] 王富鹏：《论明清时期新思潮与贾宝玉的女性气质》，《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8] 薛海燕：《<红楼梦>女性观与明清女性文化》，《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2辑。

　　[9] 王富鹏：《论传统文化的阴柔性因素对贾宝玉气质的影响》，《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辑。

　　[10] 五色石、神瑛侍者与贾宝玉之间的关系，可参看朱淡文在《贾宝玉形象探源上》（《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辑）、刘上生《<红楼梦>的表意系统和古代小说的幻想艺术》（《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4辑）及王世海《论<红楼梦>中贾宝玉的身份来源》等文。

　　[11] 此处引文，见《红楼梦》第三回“西江月”词。文中出现《红楼梦》引文，俱依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红楼梦》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因整体对《红楼梦》相关情节比较熟识，故对一些常用引文不再出注具体页码，而只标出“第几回”。

　　[12] 李希凡：《说“情”——浅析贾宝玉的“情不情”与明清启蒙思潮》，出自王翠艳选编《名家图说贾宝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189-205页。

　　[13] 李希凡：《说“情”——浅析贾宝玉的“情不情”与明清启蒙思潮》；孙逊：《“情情”与“情不情”：<红楼梦>伦理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现代阐释》，《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3辑。

　　[14] 此段文，《红楼梦》各主要版本差异较明显，故需略作一辩证。这段引文，甲戌本、乙卯本、舒序本缺回，庚辰本抄作：“小淫妇，你是我银子钱买来学戏的。”戚序本、列藏本、甲辰本同此。唯蒙府本抄作：“小娼妇养的！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了来学戏的。”而梦稿本正文抄写如庚辰本，又在原文行旁作了明显的修改，划去“淫”，旁加“娼”，又在“妇”旁加“养的”，在“我”旁加“们家”，这样改过后，正同蒙府本。从叙述的前后逻辑看，“小娼妇养的”好于“小淫妇”，因为芳官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说“妇”不准确；同时，戏子的地位、身份如娼妓，与“淫妇”所指还是有很大区别。而且，赵姨娘再恶毒没脑子，也不至于愚蠢到这份上，若说“淫”，自有淫的对象，芳官此时与男性有接触的，近者来说，是宝玉，再者就是贾环了，不管谁，也骂不着的。其后，“我银子钱”和“我们家银子钱”，不用说也明白谁更正确了。梦稿本所示，基本可以体现出各版本的大致关系和优劣程度。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6页。

　　[16] 若我们从“双性同体”或“阿尼玛”、“阿尼玛斯”等心理学来解释贾宝玉及《红楼梦》的两性思想，显然是偏颇的，自会掩盖作者的真实意图。我们能否说，这些清净、灵秀特性仅是女性特有的性质，更进一步说是中国文化偏阴柔文化所致？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大有商榷的必要。孔子说《诗经》，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老庄倡导返璞归真，佛家讲“戒定慧”，哪个文化、思想不倡导真、纯、清、灵、慧呢？正如贾宝玉所认知的那样，这些是每个人本有的性质，不分性别彼此，只不过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男子更早失去了，且更难恢复，而女子或等到成人了，结婚生子了，才表现出更多“失去”的痕迹。而男性更早失去、更难恢复的缘由，若从“双性同体”角度说，则是无解，因是必然，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说，则是男性越发没有了“担当”，从而越发阴柔、鬼魅、污浊、淫秽了。后文对此会有一些论述。

　　[17] 周汝昌点校、曹雪芹著：《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上），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07页。

　　[18]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修订本，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 年，第 332、333 页。

　　[19] 可参看张云：《<芙蓉女儿诔>的文章学解读》，《红楼梦学刊》2008年第1辑。

　　[2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出自《三大师谈<红楼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8页。

　　[2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39页。

　　[22] 朱光潜：《谈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第243页。

　　[23] 宗白华：《艺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24] 刘继保、卜喜逢辑：《红楼梦：名家汇评本》（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604页。

　　[25] “光晕”这个概念，现在看来，应该有两个方面的阐释，一是王阳明所批判的“光景”，一是本雅明所怀念的“光晕（光韵）”。依蔡仁厚对其的理解，“光景”就是指人在静坐中出现的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这个幻影不易揭穿，常被人们认为是某种“神奇”的力量或意识所致。本雅明则认为，“光晕”是前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独有的美学性质和价值，是“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而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将艺术品的本真性、唯一性和距离感全然打破，“光晕”消失。两相比较，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二者的共通性，即人们于某个景象上建立起来的“美好的虚幻想象”。当你看到它时，你快乐、幸福、愉悦，当它消失后，你忧愁、痛苦、悲伤。可总结起来，这是否是一种“庸人自扰”呢？蔡仁厚：《王阳明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8-89页。（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12-14页。

　　[26] 详细注释，可参看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之“芙蓉女儿诔（第七十八回）”，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1-379页。

　　作者简介

　　王世海，男，1979年生，汉，新疆伊犁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任教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国哲学及大众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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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姜皓月